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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聘请一部分公安、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的优秀实务人员担任法学本科的兼职教师，让其承担一部分法学本科实务性课程，举办法律实务讲座，指导学生撰写论文，指导学生实习和进行模拟审判等。

能够想见，在今日，我们称之为立法、司法、执法、守法等等社会法律实践以及对其思考、认识、赞扬、批评、失语而产生的各种现象存在中，究竟有多少对象，可以被封存、纪录、传诵下来？封存、记录、传诵依赖特定社会主体的工作，其工作可能依赖这一主体的兴趣、爱好、观察角度、价值判断、立场观点，还有可能依赖社会某些因素对这一主体的压力、限制、指令，等等，还有可能依赖其他偶然性的原因。从法学知识学术运作的前提、过程、分析前见、资源支持、学术权力等角度来看,法学科学主义的努力是无法成功的。

探讨性使用，以人们不易觉察的方式，在暗中使作为科学式历时法学前提基础的法律诸概念，在建构之际呈现解构、在肯定之际呈现否定、在趋同之际呈现分散、在固定之际呈现开放。其一是与虚幻相对的真实。[18] 这就不奇怪20世纪意大利学者克罗齐说，对过去现象个体选择的决定永远是从实际动机作出的，它归结为保存或忽视的活动。我们完全可以发现，在任何已知的特定时代和社会中，即便有人或群体宣布一个法律概念或其他具体法概念是固定的、普遍的，实践中的人们依然会依特定立场特定姿态提出它们的各类探讨性使用。前者可称历时法学，后者可称共时法学。

尽管，被用来说明阐述该词的其他词语可以是被感性使用的，而且，相对于该词而言，其他词语只能是被感性使用的，但是，法律等词本身在科学式共时法学潜在意识中，则必须是被精确探讨使用的，亦即对其含义是要予以澄清的。参见Ronald Dwork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但是，Dworkin理论的后续部分以及目的，与本文是不同的。同时该评估报告向社会公众公开，每个公民都可以查阅。

首先，第三方参与立法没有制度化、常态化和法律化，没有作为一项法定制定规定在相关法律中，而且第三方的参与只局限于某一个环节，例如只试点委托第三方起草法案，没有使第三方从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参与立法。这一制度有利于缓解科学立法与民主立法的张力，有利于落实宪法的基本规定，有利于促进包括第三方在内的社会公众从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参与立法与评估。此次四中全会决定将第三方参与引入立法环节，而且扩展到事前的立法评估和事中的委托起草法律法规草案。有些地方甚至公开招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来委托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规草案。

但国务院试点的第三方评估仅局限于事后以及对政策落实的评估。法律与公平正义的理念紧紧相联，部门利益、地方保护主义、立法打架的现象损害了法律的应有之义。

[4]重庆、上海、宁波等地也将立法项目委托专家学者或科研院所或律师起草。因为很多科技风险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立法成为决策于未知的活动，必须依赖专家学者的专业知识来保障立法的科学性。[关键词]       科学立法。中立超脱的第三方改变了以往上级政府作为第二方评估的利益连带关系以及政府内部自我评价的报喜不报忧现象，有利于监督政策的执行和提升政府公信力。

  第三方参与立法的制度化与法律化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鼓励探索第三方参与立法并对重大立法事项引入第三方评估，并不意味着仅仅是将既有经验的规范化、明确化。第三方参与立法 [中图分类号] D92                                  [文献标识码] A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时建议探索委托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规草案，同时要求在立法方面，要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效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实践中，我国传统的立法模式是法律法规起草多由主管的行政机关负责，然后提交人大常委会进行表决。第五，加强对第三方参与立法的监督和指导。

要想让第三方参与立法和评估工作发挥作用，首先应该尊重和发挥人大的立法主导地位，强化人大代表在立法审议时的决定作用，让各级人大充当立法的主导者。但是，有时民主性和科学性之间会产生矛盾对立。

例如，美国在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MB）下专门设立信息和规制事务办公室(OIRA)，负责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来审查行政规章，并提交规制影响分析报告，对规制成本和社会收益不成比例的规章，该机构可以直接改变，或要求行政机关重新修改，或者劝说行政机关停止制定该规章。所以，良法需要专家的参与来保障其科学性，同时也需要广泛的公众参与来保障其民主性。

一方面，立法的科学性意味着法律体系整体结构的理性化，表现为立法人员专业化以及法律法规具体条文的高度技术化。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委托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规草案的方案，即意在通过第三方的专业性、独立性、中立性、公正性，把守立法质量的第一关，切实落实立法的科学、民主性要求。例如，为了克服立法背后的部门利益扩张，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每年根据年度立法计划，将专业性强、群众关注度高的法规项目统筹安排委托给9个地方立法基地。例如，北京市曾在2010年委托第三方对《北京市实施动物防疫法办法》进行立法后评估。立法前评估重在评估立法的必要性、合法性、协调性和可操作性，通过第三方客观中立地评估立法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实际影响，来决定是否立法，从而实现立法资源公平和有效的配置效率。虽然《立法法》等法律法规对立法中的公众参与有一定的规定，例如，规定了征求意见和立法听证程序，但公众参与立法的程度很低，特别是一些与公众切身利益相关的立法，经常是法律法规颁布之时，公众才知晓具体内容，造成公众的不理解和抵触，结果使法律法规的实施阻力很大。

联邦政府要将反馈意见交给立法机关，立法机关则据此对法律进行调整。现代立法实际上就是民意的表达机制。

第三方以民间的生存姿态深入参与立法过程，使人大的立法过程能够尊重民意、顺应民意，充分吸纳社会各界的意见和智慧。[8]因此，第三方参与立法在提高科学性的同时必须要强调其民主性，第三方立法也必须注重民主程序，召开听证会、畅通公众参与途径，在充分听取民意，代表民意，凝聚社会共识的基础上，做到科学立法和民主立法的辩证统一，在科学和公众参与之间达成某种平衡。

由此可见，第三方参与立法，必须在强调其参与的全程性基础上，破除对第三方独立性的假设和臆想，必须强调第三方参与立法活动本身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切实保障第三方立法中的公众参与，才能避免立法的公正性被利益交换所替代，立法的民主性被所谓的专家代表所蚕食。要想使该制度发挥它的积极功能并克服它的不足，需要我们从多方面加以努力。

由第三方在全面考量专家意见的基础上，与公众进行充分的风险交流，通过开放透明的信息沟通机制来帮助公众理解和判断科技风险，同时以保障民众健康为首要价值追求，通过公开透明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公众参与机制在立法中兼顾多方的利益诉求，从而缓解立法的民主性与科学性之间的张力，实现立法过程中科学性与民主性的有机统一。法律法规应最大限度地反映各方的诉求和利益，而不是为某个部门服务。实践中探索的第三方参与立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上述问题。第三方参与立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获得了不少积极评价，例如有人认为这是立法走向民间的创新，让人们从法律的起点看到了民意、从公权力的源头看到了民主。

要将委托第三方参与立法与评估工作常态化，并通过法律法规加以确定。其次，要探索多元化的起草机制，将第三方立法、部门立法、人大立法结合起来，进而构建起各方平等博弈、利益表达方式和途径多元化的立法新机制。

但委托第三方参与立法与评估需要进一步完善，需要建构相关制度来保障第三方参与立法的专业性、独立性和民主性。总体而言，目前实践中第三方参与立法的试点主要集中在民生和环保领域。

在宪法层面看来，第三方参与立法正是宪法赋予的民主权利的体现。为了发挥行政机关的优势，立法机关可以考虑将第三方与部门立法的草案同时公布，同时征求各方面意见，将两者结合起来、形成对比，才能达到更好的立法效果。

委托第三方立法与评估，并不意味着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就完全不参与了。作为拓展公民有序参与立法工作的有效途径，其对于推进开门立法，促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和提高立法质量具有重大深远意义。因为仅仅将草案起草权交给中立的第三方，如前所述，可能无法完全保障立法的科学性、民主性、公正性，有时可能还会事与愿违，对立法的民主性和公正性造成负面影响，所以需要进一步完善该制度，并建构其他的配套措施。既有的实践证明，委托第三方参与立法与评估，不仅拓宽了法律法规起草的途径，形成了良性竞争机制，突破了以往由立法机关和政府机关起草法规的既定模式，也有利于促进公民的有序参与。

据悉，中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行政学院、全国工商联承担了评估工作。另外各部门仅关注自己的利益，也可能引发政出多门、法出多门的现象，立法打架让法律法规很难适用，公众也无所适从。

现代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日趋复杂多样，在环境规制、健康保护、食品安全领域等风险规制领域，无论是立法者还是监管者的知识均无法回应立法实践的挑战。第三方独立于立法机关、主管行政机关，以相对超脱的姿态超越不同监管部门的固有利益，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制化，反映各方面利益诉求和不同意见，从源头上提升立法质量。

要事先明确第三方选择标准，适时引入竞争机制，保证第三方的专业性。再次，具有专业优势的第三方在立法时若不进行充分的立法调研，面向真实的现实世界，不利用专家联系公众的优势，广泛吸取各方意见，闭门造车，则其起草的相关草案会脱离实践，太过理想化或太超前，从而不具有可操作性。